而儒学与中国文化是一种复合关系，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动派：离开儒学，便无法谈中国文化。

这就是说，人们必须从情感上对待自然、理解自然、热爱自然，这样，自然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从历史的现实层面去看，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社会，中国的政治是家族式的统治结构，没有人对此提出怀疑。

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这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主张。但是，命字是从上帝的命令演变而来的。在中国哲学中，天或天地代表自然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亦可称之为宇宙全体。[1] 在西方，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提出自然界有内在价值的学说，与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基本精神有相契之处。中国哲学与情感主义伦理学都承认，伦理是由情感决定的，但由于对情感有不同理解与界说，因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人只有回到自然，才能回到真正的家园，享受到人生的快乐。西方的本体论认为，本体就是实体，实体是静态的，作为本质（即形式）的本体与现象是永远无法统一的。当时我正读研究生，先生送给我一本，从前两部看，他抱着真诚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他的研究与写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冯先生虽然受到批判，但他还坚持《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先生热爱自己的专业，有执着的追求，为学术贡献一生，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他都要为此而思考、工作与写作，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后辈学子学习吗？记得在8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节，大家都在欢度节日，正月初一我去看望先生，却见老人在窗前拿一本《庄子》郭象注在看，令我顿时生敬慕之心。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中，固然贯彻了逻辑分析的方法，用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等概念作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但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特别在《三松堂自序》和《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几册中，更加强调了这一点。

每次和先生谈话，他都鼓励我不要囿于前人成说，更不要为时论所左右，要走自己的路，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当时，学术界正在争论庄子是主观唯心论还是客观唯心论之类的问题，我们的中国哲学史课也正好讲到庄子，汤先生曾在课堂上介绍过学术界争论的情况，冯先生的观点是庄子讨论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先生既然答应开讲座，我们当然很高兴。

研究中国哲学史，必然要遇到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就必须去解决。只要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并不在乎你的观点与他相同还是不同。——编者注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自序。燕人虽从秉烛二字体会出一种意义，在工作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却不是郢人的原意（这似乎与现代所说的误读也不完全一样）。

这是对传统哲学的一个准确而又富有时代意义的总结。整个讲座没有用过主观唯心论或客观唯心论这个词，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有些不满足，但是却得到了更多的知识，促使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欲罢而不能。我在想，先生已经成竹在胸，何必再读古人书？原来先生虽然凭记忆口授，由他人记录，但是每一条资料都要经过仔细核对。于是，抽象、具体、一般、个别等等概念，便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那时，我既没有读过冯先生的著作，也不懂什么是哲学，但冯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这一点却是知道的。先生知道我的打算后，立即表示支持，并说：心性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就抽象意义而言，又似乎不懂。先生没有说多余的话，和蔼地请我们坐下，便翻开《庄子》，从《齐物论》讲起。

当讲到其有真君存焉时，也没有回答有没有一个真君存在以及真君是什么。于是，我们建议系里，请冯先生给我们开讲座或选修课。我知道，先生过去对于中国哲学心性问题不像理气问题那样重视，而且同熊十力先生的观点有分歧，但我还是向先生提出我的初步设想，准备作一系统研究。这本书多与先生以前所论不合，但值得欣慰的是，冯先生是支持我写这本书的第一位哲学家。只是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完成这一工作。【接踵而来的批孔、评法批儒，完全是一种政治阴谋，冯先生已身不由己。

他要求学生要独立思考，有独创精神，即使是提出非常奇怪之论，如果有事实根据和理论价值，他也是很赞赏的。冯先生说：圣人就是境界。

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经过这一折腾之后，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冯先生才体会到：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人们说了很多，现在还在继续说，但是在我看来，冯先生的境界说最深刻，也最符合中国哲学的意味。先生强调指出，读古人的书容易望文生义，但望文生义会犯知识性错误，会闹出笑话。

我们有理由说，是冯先生从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给境界说以真正关切。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文笔，如行云流水，清通简要，真有出于绚烂而归于平淡之感。当代新儒家中，谈境界的人多起来了，但不是别人，正是冯友兰先生首先提出并阐述了境界说，这是冯先生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对于这类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决不能无视他的论证。

就字面意义而言，我似乎全懂。但我总想听听冯先生的课。

孔、孟的仁学，老、庄的道学，其实都是讲境界的，至于魏晋时期的意境说、宋明时期的气象说，更是讲境界的，中国佛学首先提出境界二字，当然是讲境界的。先生开设这门课，是为了让大学生掌握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史料以及辨别真伪的基本方法，并不是专门进行考证和训诂。

只要是学术问题，他对各种观点都是尊重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

这个讲座是在燕南园冯先生的家里进行的，当我们走进客厅时，先生正在等我们。先生每天虽然只工作两小时，但从未停止思考，对学术界的情况尤其关心。从这里我体会到先生所引李商隐的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完全是先生的自我写照。我开始以为，在大学阶段基础已经打过了，研究生阶段应当以研究为主，如果还要打基础，什么时候进行研究呢？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个基础不仅应当打，而且必须打。

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忠实于古人的原意，要以同情和敬意读古人书，站在古人立场读古人书，在了解古人原意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见解。朱熹哲学的方法和目的之间，是有矛盾的，按照他的方法，难以实现他的目的。

直到现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出了不少，但是从先秦直到当代，通贯古今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除冯先生的这部著作之外，我还没有见到。又如《论语》中孔子所说六十而耳顺一句话，先生经过考证，提出了新的解释，为前人所未言。

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哲学史原著（由朱伯崑先生讲授）。我知道冯友兰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中学的时候。